吴勇是一个小眼睛、厚嘴唇，看起来宽厚老实的年轻人。他到林家吃过饭，林家人也都认识这个同乡。按照林宇姐姐的说法，吴勇话不多，不管干什么都听林宇的，就像她弟弟的跟班。
林宇的父亲在儿子失踪后，两次找吴勇问过林宇的去向，但吴勇都说自己不知道。而通话记录显示，林宇失踪那天他们通过电话，而且他也是最后一个跟林宇通话的人，可他却从来没有和林宇的家人提过这一点。
但仅凭一个通话记录，还不能，原动对方。
我们立即寻找路面监控。可是监控保存期限只有3个月，何况河堤上的公路根本没有监控，最近的一个摄像头在几千米之外。
从法医的专业角度看，时间过去太久，现场环境复杂，就算遗留有什么物证，能够发现和提取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凶手作案时穿的衣服和鞋子还在的话，可能有办法，前提是他能老实交代作案时穿的是哪件衣服。
4个月的时间足够他编出一整套符合自己逻辑的说辞，但这里面有没有漏洞，我们可以替他检验。
我点子多，又想到一个冒险的方法：测谎。这像一次和嫌疑人的对赌。
那天，胜哥以询问证人为借口将吴勇带到公安局。当时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
办公室里，胜哥例行询问了吴勇是否对林宇的死亡知情，吴勇神情放松地回答：“不知道。”
当胜哥问到，林宇失踪那天，他是否给林宇打过电话的时候，吴勇的眼神开始有些飘忽。显然，他对侦查手段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看见桌上那个酷似心电图机的机器时，吴勇开始有点紧张了，手指不自觉地做起小动作。
我让吴勇坐在测谎仪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告诉他这是在测谎。他本来重下去的眼神不自觉抬了起来。
测谎仪刚引进国内的时候，一线侦查员都以为这东西神得很，直到“杜培武杀人案”被认定为冤案之后，再也没人把测谎结果作为证据。这次，我们打算让测谎仪发挥点别的作用。
我们没有直接开始测谎，而是故意拖延。长时间的等待会让被询问的人愈发紧张，从而露出破绽。
我给吴勇的手上涂上酒精，粘好电极，明显感觉到他已经双手僵硬。我掏出准备好的扑克牌，出其不意地递过去一张黑桃A,他诧异地接过去。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黑桃A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吴勇不明所以。
我又递过去一张方片3。
这种预设问题的目的是测试对方的配合度，并且让对方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这台机器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
“请问，我给你的是不是方片A请说你拿到的是方片AJ
“我拿到的是方片A。”
仪器上的曲线出现轻微的变化，那是吴勇撒谎后触发的生物本能一时还没法控制。
让他“信”只是第一步，到底能不能成，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胜哥和我跳过了第一关键问题“你有没有杀人”，而是直接抛出后续两个关联问题——“你是不是在杀人后把刀丢在了现场附近？”“你是不是把杀人时穿的衣服带回了家里？”
吴勇像是一瞬被箭击中了铠甲的缝隙，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抬起头一脸茫然，说道：“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啥意思，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不管你回不回答，我们都能知道结果，沉默就代表是。”
测谎的第二步就是让他“慌”。
吴勇开始了一连串的否认，仪器上的曲线剧烈地上下波动。
“测谎仪已经明确检测出你在撒谎，抵赖没有任何意义。”
吴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很快，在我们准备好的摄像机面前，他承认自己杀了林宇：“人是我杀的，还有吴兵
帮我。”
根据吴勇提供的线索，胜哥当天抓住了吴兵。
两人都招供了，过程异常顺利。
让我没想到的是，此刻我和案子却被推到了悬崖边，摇摇欲坠。因为没有物证。
案子最关键的物证是割颈的凶器，还有案发时吴氏兄弟穿的衣服。如果我能在这些东西上找到林宇的血迹，就可以串起的证据链，杀人者就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现在这几样我一样都没有，真成了“死无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