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朱慈烺也干过这事，而且也跟崇祯提议过。
只是，当时的崇祯并没有多想。
他总觉得，查抄官员的钱用来充斥国库，是亡国之举。
朝廷居然穷到要查抄官员的家来充公国库了，这样的朝廷，哪还有官员肯为你效力。
这不是动摇国本，引起朝局动荡么。
大明王朝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只是皇帝领着数以千万计的体制内官员组合起来的。
你对自己人动手，莫不是嫌自己命长。
这种事不能太急，要三思而行。
朱慈烺也曾觉得，若是过于急躁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官员人人自危，朝政体系面临瘫痪。
京城官员的贪污盘根错节，案子查的太大牵连太广，会出大事的。
崇祯一直在担心，朱慈烺也曾担心过。
乱世当用重典没错，可万万不能操之过急。
实际上，崇祯和朱慈烺都错了。
从查抄朱纯臣和张缙严来看，似乎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
大概是，这些做臣子的都心里有鬼。
朱纯臣和张缙严贪赃枉法的事，他们并没有人敢站出来多说句什么。
这罪名换成谁都是死定了，这个时候你再站出来为此二人求情，莫不是你和这二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么。
那好，让锦衣卫查查看看。
太祖皇帝朱元璋杀了十五万贪官，朝中的多少社稷重臣都被杀光。
可是，也并没有引起朝局动荡。
当然，这源自于朱元璋的个人魅力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尽管朱元璋杀了这么多官员，可是旁人依旧畏惧于他的威名，无人敢造反。
崇祯一朝的大权并没有旁落，军政大权依旧在皇帝一人手里。
他杀贪官，惩治贪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尝到了甜头的崇祯皇帝，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办法。
这些贪官污吏，简直就是一只只待宰的鸡。
这才查了两个官员，就捞了足足五百多万两银子。
看看满朝文武这些狗官们，若是把他们挨个宰了，那岂不是发财了？
宰了他们，朝政怎么办。
这个好办，大明王朝最不缺的就是官员。
杀了一批，再招一批便是。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崇祯皇帝的心中酝酿。
他在考虑着，什么时候把太祖皇帝剥皮萱草的刑罚，拿出来试试。
朱元璋在对待官员贪腐的问题上常常法外用刑，其中的典型就是剥皮实草，但是，此刑罚在《大明律》中并无规定，朱元璋创设以法律《大诰》的形式，此刑罚的适用范围是贪腐官员，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这种酷刑，对于官员们的威慑力的强大的。
有明一朝，朱元璋时期官员是相对最清廉的。
朱元璋在对待贪腐的问题上有多直接，比如建昌县知县，接受四百贯钞，凌迟处死；开州知州贪赃害民，地方耆老百姓赴京告发他，他让手下在途中将告状的百姓抓回去关押致死，事发，被处以枭令示众；德安县县丞，收受下面里长送的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知府前往抓他，他居然还拿一把铁叉拒捕，被凌迟处死；莱阳县丞收赃一百贯，凌迟处死。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湖广，没了后顾之忧的朱慈烺。
开始着手命令十二团营继续西进四川，他决定就此拿下四川，彻底剿灭张献忠的有生力量。
进攻四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是随便说说的。
巴蜀地区是地理上最隐密、最安全的江山，其主体四川盆地素称“天府之国”。
环顾四周，北部是米仓山和大巴山，西部是龙门山、邛崃山、大雪山，南部是大凉山，东部是大娄山、武陵山、巫山，真正是四面险塞。
一为金牛道，即众所周知的“剑门蜀道”。
巍峨剑门，扼守入蜀咽喉，雄踞川陕要道，且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剑门关相传战国时期，秦惠王欲吞蜀，苦于无路进蜀，谎称赠五金牛、五美女给蜀王。
蜀王信以为真，派身边五丁力士，劈山开道，入秦迎美女，运金牛，才开通了这条蜀道，称为“金牛道”，又称“剑门蜀道”。
要想得四川，必下剑门关”。
可是剑门关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就是在这里以三万人马挡住了钟会的十万大军。
旷日持久，相持不下。
李白有诗云“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剑门之险。
二是阴平道。
阴平古道自古以来就是险要崎岖之路，历代除了当地农民行走之外，就只有必要的战争需要才用此道。
阴平道上最险要的去处是摩天岭。
其岭北西坡度较缓，南面则是峭壁悬崖，无路可行。
三是米仓道，是因为它要翻越米仓山而得名，米仓道比阴平道更糟糕——“马帮走不完米仓道，背二哥背不直路弯弯。
踏溪水跳石磴，上天梯过云栈，摇晃晃的是二架子，悬吊吊的是心尖尖。
难、难、难，路难行，行路难……”这首传唱上千年的民歌就是米仓道的真实写照。
要走这种路，行军打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朱慈烺在兵进四川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阻碍。
最主要的阻碍，就是道路崎岖难行。
而张献忠很聪明，在入川的必经之路上，都布置了重兵。
十二团营试探着进宫了几次，皆无功而返。
有一次剑门关外，还差点中了敌人的圈套。
后来，朱慈烺才知道，镇守剑门关的，竟然是张献忠的麾下猛将李定国。
张献忠死后李定国归顺南明政权，永历六年初，李定国出兵八万攻湖南。
先取沅州、靖州，继攻广西桂林，大败清军，逼得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
李定国七月初占领桂林，随后，直下柳州、衡州等四州，兵锋指向长沙。
清廷闻讯大惊，增派十万大军驰援。
为避清军锐气，李定国暂时撤离长沙外围，退守衡州。
清军主帅、亲王尼堪率军尾追，李定国设伏将清军团团包围，四面猛攻，清军大溃，尼堪被阵斩，全军覆没。
李定国取得桂林、衡阳两大战役的胜利，使南明的抗清斗争打开了一个新局面。